1946年7月，大同城外的炮火轰鸣不绝，震得大地震颤。杨成武站在临时指挥所内，凝视着墙上的地图，眉头紧皱，皱成了疙瘩。
之前他还信誓旦旦地跟晋察冀军区的战友们说，“十天肯定能攻下大同”，可是事实嘛，打了快一个月，城墙哪儿开了个口子都没有，真让人急得直抓狂。
更让人揪心的是，傅作义的部队正沿着道路绕到集宁去，显然是在搞“围魏救赵”那一套。那会儿的杨成武，可完全不是后来出了名的“翻身”，抗战那几年的他，在晋察冀可是个响当当的“招牌人物”。
1939年黄土岭一战中，他率领部队成功攻占了日军“名将之花”阿部规秀的指挥所，这一战一结束，便让“白袍小将”的名声传遍了整个华北地区。
1945年8月，他带领部队向绥远挺进，还接收了包头的日伪军投降。那会儿走到哪儿，战士们都乐意跟别人说一句“我们是杨司令的兵”。
内战的炮火一响，那份光荣就被打得七零八落了。大同—集宁战役，最后还是被迫撤出了包围，不光没攻下来城，还失去了上万名弟兄，一点土地都没有守住。
后来，毛泽东评这仗，说它是“战役指挥最糟糕的一例”。这话放谁身上都不舒服，特别是对一向打胜仗的杨成武来说，更是心里憋屈得很，后面还得受到不少挤兑。
同年十月，张家口保卫战打响，杨成武带着兵力死守，可傅作义手里的美式装备部队机动速度快得很，绕到侧面突袭，结果张家口还是失守了。
之后的易满战役和保北战役，结果都没搞出太让人满意的成效。
晋察冀的省会失去了，部队的士气跌到了谷底，战士们私底下都闷闷不乐，吃饭时连碗都不敢发出一点声响。
1947年头，晋察冀军区开了个高干会，杨成武站到台上反省，说自己“对运动战的规律掌握得不够，低估了傅作义突然快速转祸的可能性”。
台下坐的全都是老战友，眼里既有惋惜也带点质疑，散会的时候，他听到有人低声谈论，说“杨成武也就擅长打打游击战，大规模作战完全不在行”。
不太了解情况的人或许会认为，杨成武的作战能力退步了，其实不是这样，主要是战场环境变了，作战方式跟不上节奏。
晋察冀军区一直采用“军区—军分区—团”的三级体系，部队大多驻扎在地方，要搞大规模作战，调动兵力还得费好一阵子。
1944年推行精兵简政，把原来所辖的一分区给拆了，老部下们分散到各个部队，指挥链也就等于中断了。
再看看东北、华东的野战军，早就把纵队重新整编了，军区负责地方事务，纵队则专注于作战，效率别提多差了。
那时候，杨成武的压力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得最清楚了。他在回忆录里提到，那段时间经常熬夜到天亮，一闭眼就能看到牺牲的战友，一开会又是批评声不断，头发都掉了不少大把大把的。
原本想着靠老练的经验撑到最后，但后来才发现，游击战的招数在大规模军队对峙时根本扛不住，就在晋察冀部队快要吃不消的时候，中央调来了朱德。
1947年6月，朱老总一到阜平城南庄，没休息就马上召开座谈会，连续十天不停歇。
他最后定了两条规矩：一是重整野战纵队，叫做“军区负责地面，纵队负责作战”；二是让会打仗的人专心作战，别被地方的事儿缠住手脚。
这样一来，晋察冀的野战军就搭建起来了，杨得志担任司令员，杨成武则兼任第二政委和副司令员。朱老总对杨成武的支持，不仅仅是安排了个职位那么简单。
在清风店战役开打之前，朱老总陪着杨成武在地图前蹲了整整一下午，亲自指导他怎么“围点打援”，教他怎么计算敌军的行军速度，甚至把埋伏圈该在哪儿布置都讲得明明白白。
战斗一开始，朱老总每天都待在电台旁边，一听到前线传来敌人准备突围的消息，就立马让通讯员赶紧给杨成武发电，说“别怕敌人突围，放开口子让他闯”。
后来，杨成武跟身边人提起，说跟朱老总学一个月，效果比自己摸索三年还管用。光靠朱老总的指导还不够，杨成武还遇到个能跟他搭班子的伙伴，叫杨得志。
杨得志比他大三岁，红军那会儿就当师长了，打大仗的经验比他丰富得多。
更让人觉得神奇的是，两人的性格正好互补：杨得志沉稳，定了主意以后毫不慌乱；杨成武活泼，擅长突击和抓住关键时机。
当年在清风店打仗的时候，傅作义让石家庄的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带着主力往北挺进，准备夹击野战军。司令部里意见分成两派，一派觉得应该继续包围徐水，另一派则建议撤回去打罗历戎。
杨成武当时就明确提出“打罗历戎”，还算了个账：“敌人离石家庄二百里，我这边离清风店一百里，谁先到，谁就赢！”杨得志听了也没多犹豫，立马拍板“就这么干”。那场战役确实打得精彩纷呈。
1947年10月17日傍晚，野战军的主力部队掉头向南转去，杨成武率领前卫的三纵队，一夜之间奔了120里，第二天中午就攻占了清风店西南的合村，把罗历戎的退路彻底堵死了。
19日破晓，总攻开始，他亲自率领八旅攻占南合营，不到两个钟头就打通了缺口。到了20日晨，第三军军部和第七师全军歼灭，罗历戎也成了俘虏，一共俘获了一万一千个敌人。
这是晋察冀地区首次歼灭一个整军，朱老总还特意写了诗夸奖这场胜仗。
说实在的，这次胜仗不仅打回了部队的士气，也让杨成武扬了名。人家不是不会打大兵团，只是之前没走对路线，后来打的仗，杨成武越打越得心应手。
1948年11月，平津战役准备展开，毛泽东想到的办法是先“截断傅作义向西逃跑的路”，也就是说，先歼灭他的主力部队第三十五军。
杨成武带着第三兵团（后边改成第二十兵团）先去包围张家口，目的就是想把三十五军从北平引出来。
11月29日，他一举攻占了张家口外围，还歼灭了守敌一个师，傅作义果然慌了，赶紧调三十五军向张家口增援。
等到三十五军抵达新保安时，杨得志的第二兵团早就埋伏在那儿，瞬间就将敌人给包了个严实。杨成武又带着部队折返回来，帮忙把敌人牢牢地困在“口袋”里。
12月8日的总攻，他采取“先剥外皮，再掏心脏”的招数，先把外围的村庄攻下来，然后再往城里推进，十个小时不到就把三十五军的两万多人全歼了。军长郭景云也自我了断。更令人振奋的是张家口那场收尾战斗。
三十五军一没，张家口守城的孙兰峰带着五万多兵力打算突围，杨成武早就有了准备，把主力藏在城北的乌拉哈达和朝天洼一线，等敌人突进到一半时，忽然下令开火。
12月23日到24日，短短两天时间里，把那五万四千敌人全歼，结果孙兰峰领着几个人就跑了。这场仗后来被中央军委看作“歼灭战的典型范例”，杨成武在总结时只用四个字：稳、准、狠、快。
很明显，这会儿的杨成武，已经把游击战的机动灵活和大兵团的整体调度揉在一块儿，掌握得挺好的。
1949年1月，平津战役接近尾声，天津这块硬骨头难啃，守敌陈长捷带着十三万人，依靠坚固的工事，硬挺着说：“能守半年”。
林彪决定快刀斩乱麻，派刘亚楼率领五个军队去打天津，杨成武的第二十兵团负责从城东突围，目标是“断尾截断，汇合到金汤桥”。
1月14日清晨，总攻拉开帷幕，杨成武让四十六军担任先锋，没过多久，才三十分钟，就冲破了民权门外的壕沟，然后把主力全部投入战斗，沿着铁路线一路推进，直指市区。
到15日一大早，跟着从城西突进的第十九兵团在金汤桥汇合，天津就被划成了两部分。
到了下午，十三万守敌全部被消灭，陈长捷也被擒获了。打完这场仗，第二十兵团歼灭了三万八千敌人，自己这边伤亡还不到四千，成了攻城战的典范。
杨成武站在金汤桥上，望着迎风飘扬的红旗，心里暗自感叹：“从大同撤围到金汤桥，整整两年半的努力，咱们总算把局面扳回来了！”
1949年10月1日，杨成武站在天安门城楼上，担任开国大典阅兵的副总指挥，没人知道，两年前的他还在晋西北的寒风中写检讨呢。
这三年的翻身路，能走得通，可不是靠运气发挥作用，制度的作用可得说一声。
朱德把野战军重新组建，把杨成武从地方事务中“挖”出来，专门负责作战，这就像给有本事的人搭了个好平台，能把他的技能全部展示出来。
要是还像以前那样，又得管地方，又得管部队，两头拉扯，哪怕再厉害的本事都难以全都发挥出来。再说搭档的重要作用，也是不能忽视的。
杨得志的沉着稳健，加上杨成武的机敏灵活，合在一起就是“1+1比2还强”。打仗可不是靠一人扛得住的，得有人定方向，有人负责落实，俩人密切配合，【才】能少走弯路。最重要的，还是杨成武自身的作用。
从大同失利到清风店赢得胜利，再到张家口、天津的战役，他没把全部错都归咎于客观因素，而是一直在思考怎么把不足之处改进。
游击战的经验得记牢，但得把它融合到大兵团作战中去，除了勇猛，还得会搞统筹规划。
并不是说杨成武全靠别人，真正关键还是他自己总结教训的那股劲儿，就像我们做事一样，别人帮衬固然是个帮忙的机会，可要是不自己动脑子琢磨，那也白搭。
毛泽东后来评价杨成武，称他是“华北战场的后起之秀”，还提到“要看长远发展，不能只关注一时的成败。”
实际上，杨成武这段经历，不单单是一个将军的起伏记忆，更像是一个军队在挫折中不断成长的缩影。
人生走到头，也不可能一直事事顺心顺意。遇到低谷不要怕，真正怕的是失去那份反弹的勇气和用心琢磨事儿的心情。
杨成武用三年时间证明了，就算一开始被叫做“败军之将”，只要走对路、肯努力琢磨，依然能变成“翻盘名将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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